3月1日临近中午，崔永元起床把那部自费拍摄、自己配音的纪录片传到网上。这部关于转基因话题的一小时纪录片拍摄于去年12月，在此以前，他与方舟子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骂战持续了数月之久。

一如崔永元与方舟子的争论，在从2009年后至今的4年多时间里，中国国内关于转基因的论战已进行数轮，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在科学范围内正常讨论。在阴谋论、民族主义情绪弥漫的混乱氛围下，坚定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国际组织ISAAA和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都被卷入其中。

绿色和平宣称自己的使命是“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但这家激进的环保组织在中国为人们熟知，更多的是因为其在农业和食品领域鲜明的反对转基因态度。在中文互联网上，一些反对转基因的网民会大量引述来自绿色和平的信息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资深项目主任王婧说：“作为一家环保机构，我们关注的是转基因对环境的影响。转基因技术长期安全性是不确定的，所以基于谨慎和预防的原则，我们反对转基因进入环境释放，这是我们的底线。”

环境忧虑

“行动，带来改变”，是诞生于1971年的绿色和平口号，最初他们是为了反对美国在阿姆奇特卡岛的核试验。现在，这一高调的环保组织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机构，总部是荷兰埃姆斯特丹。1997年起，他们开始在香港、北京和广州设立办公室，关注在中国的污染、食品与农业、森林、海洋等领域问题。

在北京，绿色和平的办公室位于东城区新中街上一处不太显眼的办公楼上，他们更多的工作是在办公室之外：2001年开始，绿色和平与几乎所有食品生产商接洽，查询其是否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并催促企业们做出不使用的承诺；并连续多年出版《避免转基因食品指南》。

绿色和平所有这些行动背后的原因是：他们坚持认为转基因食品长期安全性未知，作物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比如通过基因漂流而影响其他生物，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等，强调转基因作物不应被释放到自然环境中。

每一种转基因作物从研究到获得安全证书，要经历少则六七年，多则一二十年的过程，这其中包括实验研究、中间实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尽管环境释放已经是必要步骤之一，绿色和平仍旧认为这些作物之于环境有害无益。绿色和平崇尚的是生态农业，认为这才是农业发展的可持续道路，即便是在粮食可能发生供应危机的情况下。

王婧说：“其实我们不反对进行转基因研究，比如医疗上一些新（转基因）技术运用，但是必须确保研究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我们反对转基因技术进入到人的食物链或者是在环境中进行释放。尤其是主粮，（转基因）主粮不要商业化。”

2009年，中国农业部为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和一种转植酸酶基因玉米颁发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彼时，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引起反转者们的强烈抗议，尽管从获得安全证书到商业化尚有一段距离。绿色和平所反对的主粮商业化，也正是针对于此，他们已经多次建议农业部暂停任何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进程，并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生态农业上。

针锋相对

在绿色和平组织内，成员来自于各个专业，绝大多数不是科学家。在英国他们拥有一个实验室，几位科学家跟踪关于转基因的研究动向，并在评估和整理后发布，作为绿色和平的行动依据，其中就包括对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研究。更多的时候，绿色和平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零售市场上的食品是否含转基因成分，多家连锁巨头和食品厂商都曾成为绿色和平目标，包括亨氏、卡夫、雀巢。

有时来自绿色和平的抗议让企业有些哭笑不得：2010年3月，四名抗议者从头到脚扮成印尼红猩猩，在北京雀巢大中华区总部门前拉起条幅抗议，要求雀巢停止购买导致热带雨林毁坏的棕榈油。雀巢公司代表出面接受了他们的公开信，一脸戒备。在那之前一年，绿色和平曾称后者的米粉产品中含转基因成分。

除了对环境的未知忧虑，绿色和平鲜明的反转态度，还在于坚持认为主粮商业化中，专利问题会带来商业风险。

绿色和平在2012年针对中国转基因水稻研发涉及的专利进行调查，称由于转基因技术专利被国外生物技术公司控制且无限期延长，中国转基因水稻无法实现知识产权的独立。这意味着一旦商业化种植，可能存在潜在的商业风险。

王婧说：“Bt汕优63这种转基因水稻，其实里面涉及到11-12项外国专利，一旦商业化风险非常大。虽然在科研阶段这些专利不收费，但是如果一旦进入到市场种植的阶段，外国公司是可以通过专利延期和专利网络，再获取巨大利润的。”